浙江唱响绿色主基调

【编辑:系统管理员点击数:8更新时间:2016-05-10】

  “翻好‘高低杠’”,在浙江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语。
 
  何谓“翻好‘高低杠’”?“高”是传统产业高端化,“低”是高碳产业低碳化。正是凭借“高”和“低”,浙江这个资源匮乏的省份,经济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论经济总量,这个只有1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小省,全国排位第四!更可贵的是,浙江探索出了一条“经济高速发展、生态日趋优化”的路子。全省森林覆盖率超过60%,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生态环境被评为“优秀”的省份。
 
  “生态指挥棒”导出绿色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率先“试水”的浙江,也首当其冲遭遇“发展瓶颈”:在传统粗放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发展方式下,一些地方“生活富裕了,生存环境恶化了”。
 
  浙江的决策者们敏锐而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并不代表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山清水秀、空气清洁、食品安全的良好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资源,同样十分重要。
 
  2002年开始,浙江推出了“生态省建设”工程,发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强音。在省委、省政府的帮扶下,安吉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的首个国家生态县。在安吉县的示范带动下,浙江省生态县建设如火如荼。
 
  200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省委、省政府依然旗帜鲜明地提出:环境保护的“硬杠杠”不能宽,节能减排的“紧箍咒”不能松。省里决定:对选址不符合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不符合产业政策等要求的项目,实施禁批制度,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浙江还设立了红、橙、黄3色预警牌,上半年完成减排任务不到全年度40%的市、县都可能收到这样的预警牌。而收到“红牌”的市、县,必须在1个月内制订出整改措施,并付诸实施,逾期将受到惩处。
 
  为使“绿色理念”深入人心,浙江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将“青山绿水”纳入其中。在以山区为主的丽水市,半数以上乡镇不考核工业税收、招商引资,而是考核生态产业、生态环境。
 
  “生态指挥棒”,有利于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功能定位的地区因地制宜谋发展,避免“长跑的和游泳的一起比赛”的弊端。用当地干部的话说,抓GDP增长是政绩,解决民生困难、生态环保问题同样也是政绩。
 
 
   这些措施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追求产值,不以牺牲未来利益为代价追求GDP增长,成为全省人民的共识。而躬身生态建设,则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统计显示,浙江生态省建设累计投入千亿元资金,省级财政投入治理污染和生态建设的资金是全国最多的;近5年来用于生态建设的资金相当于同期GDP的2.06%,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做好“加减法”引来绿色经济
 
  翻好“高低杠”,前提是必须做好“加减法”。“加”是做大做优、提质增效,“减”是限小汰劣、治污减排,实现资源整合、节约资源能源。
 
  今年杭州富阳市两会上,每位代表、委员都收到了一套包括笔记簿、名片夹、U盘、圆珠笔在内的特殊礼品,每一样上面都印着一句“我曾是个饮料盒”。
 
  这些礼品正是由废弃的饮料盒为原料生产的。杭州富伦生态科技有限企业一项拥有自主常识产权的技术,可以从牛奶饮料盒中分离再生纸浆、塑料粒子和铝粉,并设计加工出30多种产品。这家企业去年一年就处理废弃饮料盒1.5万吨,相当于种植16.5万棵树,节约105万吨水,减排二氧化碳3.75万吨。
 
  富阳市经贸局局长申屠裕仁自豪地先容说,富阳造纸企业每年总产量650万吨,都以废纸为主要原料。“如果以木材为原料,每年至少得‘吃’掉2000万立方米木材。”
 
  不仅原料绿色环保,对污染的治理也体现出循环发展的特色。富阳近年累计投入20.6亿元,关停152条“低小散”造纸生产线,建成日处理能力60万吨的4座大型污水处理厂。在此基础上,率先将过去“资源—产品—废物”单向直线型的造纸流程,改造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圆周循环型,形成一整套循环发展的新机制。造纸企业同时也是清洁能源的转换者、再生资源的利用者。
 
  将发展生态经济与推进转型升级紧紧联系在一起,经济发展的绿色篇章,正在浙江各地精彩演绎:没有矿产资源的台州市,在金属资源再生方面发掘到一座“城市矿山”。路桥区每年处理的废旧金属制品超过300万吨,再造出近200万吨钢铁、40万吨铜、10多万吨铝。
 
  不久前,浙江再次启动100项循环经济重点项目。有人断言:未来,“绿色经济”将是浙江经济的主基调。
 
  优化城乡生态营造绿色环境
 
  高品质的生活,不仅是物质的丰盈,更应该是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浙江提出,既要打造“绿色城镇”,也要建设“美丽乡村”;要让人民群众呼吸上清新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拥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舒适的人居环境。
 
  近几年飞来长兴栖息繁衍的数万只白鹭,成为评判当地生态环境的“活指标”。仅仅在5年多前,长兴还是小石矿、小水泥、小蓄电池企业遍地开花,满天浓烟滚滚、满目尘土飞扬的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
 
  “走进蓄电池企业,有的车间铅雾弥漫,即使戴着口罩,一天下来鼻孔也是黑的,”当地环保部门同志回忆说。蓄电池企业的无序发展,使环境状况亮起“红灯”。最严重时,导致一个乡近500个孩子发生铅中毒。
 
  “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长兴的决策者在反思。痛定思痛之后,长兴开始一场“壮士断腕”式的产业污染大整治,并逐步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补上“欠账”。用了5年时间,长兴蓄电池企业数量从175家减到50多家,排放废气中重金属总量削减了3/4,年产值却从9亿多元壮大到103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绿色环保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仅环境绿化一项,长兴近8年内就投入资金14.5亿元。长兴县森林覆盖率由2004年的43.2%提高到51.3%,饮用水源地水质合格率100%,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1.8%。如今,长兴已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公园协会命名的“国际花园城市”。
 
  优化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浙江尤其重视机制创新,构筑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并重的生态环境建设机制。
 
  今年6月,环保专家对嘉兴市南湖区11条河流的交接断面进行水质监测,发现劣五类水比两年前下降20%,部分河段开始出现四类水。当地环保部门负责人将之归功于用市场手段推动减排、保护环境带来的成效。南湖区3年前开始探索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控制排污总量的前提下,鼓励企业买卖排污权指标。
 
  排污权交易蕴藏的盈利空间,促使许多企业想方设法挖潜减排。排污权交易带来的压力,转换成为不少企业投资环保的动力。到今年年初,南湖区已提前1年完成省里下达的15%的减排任务。
 
  为建设“绿色城镇”、“美丽乡村”,一项项环境治理整治工作在浙江相继展开:在城镇,治理城市烟尘、粉尘和汽车尾气,建设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处理设施,营造“城市森林”;在乡村,多年连续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逐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户集、村收、镇中转、县处理”,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开展村庄绿化。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浙江生态环境质量在全国位居前列,生态环境状况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评价为“优秀”。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浙江空气中和江河湖库地表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浓度,分别较2003年下降了19.4%和11.5%。
 
  提倡“低碳生活”播下绿色学问
 
  要想让绿色成为未来浙江的永续基调,必须播下绿色学问。
 
  6月28日,桐庐县横村镇阳山畈村,桃林拥裹的村中心广场上旌旗招展,鼓乐喧天。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等来到这里,出席浙江首个“生态日”活动,并为“浙江生态日”标志揭牌。
 
  2010年6月30日,浙江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同年9月,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每年6月30日为“浙江生态日”。这是我国首个设立的省级“生态日”。
 
  此前,在浙江安吉、武义、开化等地,已先后设立县级“生态日”,以弘扬生态学问、提升群众生态环保意识:
 
  2003年,森林覆盖率高达71%的著名“竹乡”安吉县在全国率先设立“生态日”,每年“生态日”,各乡镇都要举行形式多样的环保宣传活动。
 
  “中国温泉名城”武义县,从2006年开始确定“生态日”后,走环境差异型发展路子的思路更加统一。保护出生态,生态出效益,武义人尝到了生态学问带来的甘甜。
 
  坐拥钱塘江源头的开化县,去年首次举行“生态日”活动,众多机关干部、社区党员、各界群众冒雨参加环境卫生大清扫、垃圾清理等活动,全民生态建设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除了设立“生态日”,浙江还有更为丰富的学问播绿计划:除了推动茶学问、竹学问、石学问、海洋学问传播,还将制定生态道德规范,倡导生态伦理,对领导干部、大中小学生和基层群众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充实环保绿色志愿者的队伍,提高全民生态文明素养。杭州市还实施低碳新政,率先提出要建低碳经济、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生活、低碳环境、低碳社会“六位一体”的低碳城市。
 
  涵盖绿色出行、低碳办公、有机生活等内容的“低碳行动”,不仅仅是一种时尚、一个口号,越来越多的浙江人身体力行。在宁波的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人骑车上下班;在杭州,垃圾分类已遍及大部分居民小区;在绍兴,“多晾干、少甩干”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
 
  “今天你低碳了吗?”浙江人在暗暗比试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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