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命之源” 五门堰

【编辑:系统管理员点击数:532更新时间:2017-09-21】

  齐国,“春秋五霸”的第一霸主,曾号称泱泱大国。

  秦国,“战国七雄”之首,并最终一统天下,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研究他们由弱到强、发展壮大的历史,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政治家、历史学家说,这是他们图强图变,积极“变法”的结果;军事家认为,是他们“连横合纵,远交近攻”,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赢得胜利的;而经济学家则把他们的强盛之路归结为强农固本,兴修水利,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富国强兵。等等。但无论何种观点,都着重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却是一致的。认为“变法”为他们谋求到了一条富国强兵之路;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则为他们政治、军事乃至国力的增强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则表现为两国对水利建设的重视。

  那么,总结历史,水利在齐、秦两国发展的道路上到底产生过哪些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呢?

  首先,让大家依据历史文献探寻一下齐国所走过的强盛之路。齐桓公时,齐国能登上“春秋五霸”之首,是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政治家管仲对其内外政策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分不开的。据文献记载,管仲被齐桓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治齐达40年之久。主张“政不旅旧”,“择其善而严用之”(《国语?齐语》),实行改革,富国强兵。对外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对内则选贤任能,严格管理,发展生产,制订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策。这些措施包括:发展工商渔盐铁;承认土地私人占有,推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按地质好坏、多少征赋;寓兵于民,扩大兵源;举贤任能,制订选拔人才的制度;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管理,等等。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论点,并把礼、义、廉、耻看作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正是这些变革措施的正确实施,使齐国的外部环境得以改善,内政得以整顿,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而进一步分析其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关键在于对水利的重视。管仲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水利专家。他对水利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反映了齐国当时水利建设的状况,而且对后世治水影响深远。他是我国历史上把治水与治国紧密联系起来,并视治水为治国安邦头等大事的第一人。如他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所谓“五害”,即水、旱、风雾雹霜、瘟疫、虫灾等。“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意思是说,要确保农业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安定,国家繁荣昌盛,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水、旱等自然灾害。

  管仲重视水利,还表现在他能够率先垂范,亲理水事上。作为齐国当时的最高管理者,不仅在水利建设上做了大量而又具体的工作,他还结合实践对水利工程的管理、施工以及农业灌溉、城市水利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总结。这在《管子》一书中有大量的记述。其论述之精辟,见解之独到,时至今日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他认为要管护好水利工程应设置水官,并选拔那些对水利工程比较熟悉的人来担任;冬季要加强对河渠堤坝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维护;汛期防汛应责任到人,险要地段更要设专人防护等。“终岁以毋败为固,此为备之常时,祸从何来?”只要整年都能保持水利工程的牢固不坏,随时防备,祸患也就无从产生。在水利工程的施工方面,管仲除对人员的组织、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制订了严格的制度和措施外,对施工技术也有深刻的研究和总结。如针对齐国的气候特点,他提出夏历春季是农田水利建设的黄金季节。因为“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裂之时也”,这时土料中含水量比较适宜,易于夯实,工程质量有保证。而且这时“山川涸落”,处于枯水时期,可以滩地取土。这样既节省了堤外土源,避免毁坏农田,又能疏浚河道,一举两得。另外,从农事上来说,这期间“故事已,新事未起”,处于农闲季节,且昼长夜短,气候适中。其他季节则“不利作土功之事”。城市水利,管仲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就是说,选择都城或城市的位置,不要很高,以免造成取水困难;也不要太低,以减少防洪排涝的工程量。良好的水利环境对于城市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既要拥有足够的水资源,又要具备良好的防洪条件。城市建设布局要因地制宜,视地形和水利条件而定,不必拘泥于一定的建筑形式。2000多年前,管仲就能对水利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充分反映齐国当时水利建设的繁荣程度。

  正是在管仲的大力辅佐和积极努力下,齐桓公时代齐国的经济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力也日渐强大。“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跃居“春秋五霸”之首。他的业绩也备受后人的推崇,连孔子都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管仲,后人要过着怎样贫穷而野蛮的生活。

  秦国由“春秋五霸”之一,到“战国七雄”之首,最后一统天下,最初也得益于“变法”和治水。

  春秋时期,秦国国力并不强大,仅能征服邻近的戎人而已。史称秦穆公“益国十二,遂霸西戎”。因此,不少学者甚至把其排除在“春秋五霸”之外。(关于“春秋五霸”有两种说法:一说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一说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秦国的真正崛起是在战国中期商鞅变法之后。据记载,秦为富国强兵,谋求霸权地位,秦孝公时在商鞅的主持下曾两次推行变法。主要内容包括:“开阡陌封疆”,废止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按丁勇征赋;奖励农战,凡从事耕织缴纳粮食布巾多者,可以改变原来的奴隶身份,有军功者还可以受爵位;实行郡县制,建立以地区为单位的基层行政机构,官吏由秦王直接委任。强调法制,商鞅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重法制,重农耕,等等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秦国走上了日益强大的道路。

  图强图变,进一步分析秦一统天下的历史,除政治、军事等因素外,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水利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我国历史上多项著名水利工程都是在这一时期由秦来完成的。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了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个别工程一直延续到今天,仍为大家所用,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如都江堰的兴建,就是秦国实现“得蜀图楚”、统一中国这一战略目标的结果。秦国君臣为吞并巴蜀,事前作了极为理性的权衡选择,目标非常明确。一是“取其地,是以广国也;得其财,是以富民。”(《战国策》)二是便于对楚用兵,进而实现统一,即《华阳国志》所讲的“得蜀则得楚,得楚则天下并矣。”因此,秦国在占领蜀郡后能够大力地进行经济建设和开发。都江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修的。据《华阳国志》记载,都江堰建成后,“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这段话明显地告诉大家成都平原这时已成为秦国一统天下的强大而又稳定的后方供给基地。《战国策》说秦“积粟如山”。到了秦始皇执政前,秦国已具有天下1/3的土地、3/5的财富。

  公元前246年,秦始皇继位。他顺应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继续推进国家统一的进程。为进一步满足战争对粮食的大量需求,富国强兵,又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兴建了郑国渠。韩国派遣郑国游说秦始皇修渠,本是企图以此引诱秦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转移到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建设上,使其无力发动兼并战争,而保其自身的“疲秦之计”。但秦始皇听从了郑国“臣始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的劝告,完成了工程。果然如郑国所言,工程建成后其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很快显示了出来。“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石)。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从此,也奠定了关中平原长期作为我国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

  灵渠的建设也极具政治目的。在统一六国、平定中原后,为加速全国的统一步伐,秦始皇又命史禄组织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连接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灵渠的建成使用,极大地便利了军队和粮食、物资的运送,很快统一了岭南,并将南方的广大地区纳入了秦代的版图。直到明清,这一水利工程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另外,在谈到齐、秦的强盛与重视水利的关系时,也不能不提到“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战国初期,魏国因重用李悝,实施变法,而一度称霸中原。分析其发展壮大的原因,重视水利也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引漳十二渠的修建,鸿沟水系的开挖等,都为魏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增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大家在探讨春秋战国时期水利建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时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一方面,这一时期正处于我国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过渡阶段,诸侯争霸空前激烈,为谋求霸权,赢得战争的胜利,各国在纷纷实施变法的同时,并想方设法促进经济的发展。农业作为封建经济之本,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日益凸现出来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铁制工具的应用、牛耕的推广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水利建设的应运而兴提供了条件。此外,水利技术的发展进步,以及一大批能工巧匠、水利技术人才的涌现,也为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诞生和水利技术的飞跃性发展创造了条件。管仲的水利理论,李冰、郑国、史禄等人高超的水利技术等,时至今日,仍为世人感叹不已。

  春秋战国时期水利建设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纵观我国历史,历代善治国者无不以治水为重。无论是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还是清代的康熙、乾隆皇帝,每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把水利作为施政的重点。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也无不得力于封建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得力于水利建设及其成效。水利兴,国运昌,已成为世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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